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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上有哪些臨死之前也要皮一下的人?
1932年4月29日,是日本的天長節(jié)(天皇的生日)。在上海虹口公園,侵華日軍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主持慶祝儀式。
參加的包括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、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、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、第3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等一大批日軍高級軍政要員。
典禮儀式中日本人一起高唱國歌,正當他們把那首如訴如泣,猶如哀樂一般的《君之代》唱到一半時,24歲的尹奉吉突然沖出,向他們?nèi)映鲆粋€偽裝成大茶壺的炸彈。面對“嗤嗤”冒煙的??,幾個五短身材,挺胸疊肚的日本軍官是有充足的時間可以逃生的。
但日軍有個很皮的規(guī)定,軍人在唱國歌時絕對不能亂動,否則就是大不敬。
領(lǐng)頭的白川義則大將認為天皇的威名可以消除??的殺傷力,繼續(xù)引吭高歌。
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,其余的高級將領(lǐng)可能覺得白川義則大將有神光護體,百毒不侵,于是他們也禿子跟著月亮走,想沾點神光,繼續(xù)硬著頭皮歌唱,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。
一聲巨響,猶如狼嚎一般的歌聲終于被打斷,無所不能的天照大神并沒有眷顧這些頑固不化,不知變通的子民。
河端當場被炸死,白川義則大將送醫(yī)院后搶救無效死亡,植田謙吉和重光葵各被炸斷一條腿,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睛。
這次爆炸案,給日本人心里留下極大的陰影。以至于以后他們再唱國歌的時候總是東張西望,心有余悸,擔心那哀樂一般的《君之代》會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。
“從我去世那天開始,在十年之內(nèi),全多倫多市生孩子最多的母親,可以獲得900萬元的遺產(chǎn)。”
立下這份遺囑的人,是上世紀初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一個富豪——查爾斯·米勒。
須知,在上世紀20年代,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僅有25元,底層的勞工一天的工資甚至只有2毛錢。900萬加元,對于當時絕大多數(shù)普通多倫多市民而言,可能是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的天價!
可想而知,查爾斯·米勒的這份遺囑一出來,就引得大部分多倫多市民蠢蠢欲動。所有覬覦這份遺產(chǎn)的人都在等,等什么呢?當然是等查爾斯·米勒馬上就去世呀!
1926年10月31日,查爾斯·米勒去世,他的遺囑也開始生效。
瘋狂的多倫多市民,在巨大的金錢催眠下,馬上開始投入“大生產(chǎn)”運動,有些夫妻在查爾斯死后的當月,就生下了孩子。
另一方面,查爾斯·米勒死后二年,經(jīng)濟大蕭條席卷全球,加拿大也未能幸免。
俗話說,經(jīng)濟大蕭條時,沒有一個家庭是無辜的。多倫多市民在這次經(jīng)濟危機中,生活變得更加艱難,如此,便凸顯了這份遺囑的意義——如果能夠獲得這份遺囑,立刻能夠咸魚翻身吶!
于是,幾乎所有窮苦的多倫多市民,都加入了這場生娃競賽。
按照查爾斯·米勒的遺囑,不論哪個母親,生下的孩子必須活下來才行(活到開獎那天才作數(shù)),只生不養(yǎng),就會失去競賽資格。
你想??!很多家庭養(yǎng)活自己都成問題,還要負責(zé)孩子,生活豈不是更艱難?
你砍我頭,我逗你玩!
金圣嘆被執(zhí)行死刑時,隨著劊子手刀起頭落,從金圣嘆耳朵里滾出兩個紙團,劊子手疑惑地打開一看:一個是“好”字,另一個是“疼”字。
這兩個“幽默”的紙團自然是金圣嘆臨刑前自己塞的,金先生才華橫溢,幽默風(fēng)趣,臨死前還不忘幽默一把,真是將幽默進行到底的典范。
說了半天,金圣嘆是誰?看水滸的應(yīng)該知道,金圣嘆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(xué)家、文學(xué)批評家,說細些是批注過《水滸傳》的名家,給梁山好漢分了三六九等,還說武松是“天人”、林沖是“毒人”,我認為評得極妙。
其實金圣嘆不止皮了這一下。
臨刑前,他叫來獄卒聲稱有“要事相告”,獄卒以為必是有秘寶消息或是重大案情,喜出望外,鄭重地備下筆墨。金圣嘆指著自己的飯菜說道:“我發(fā)現(xiàn)花生米與豆干同嚼,竟能吃出核桃的滋味。能有這樣一門技藝傳世,我死而無憾了!”想必獄卒和劊子手一樣,都被金圣嘆的操作秀懵了。
金圣嘆是因為“抗糧哭廟案”被滿清朝廷判了斬刑的。這次遭遇其實還挺冤,事情說白了就是新縣令追收欠稅,鞭打百姓,虧空常平倉漕糧,激起民憤,蘇州士人一百多人在孔廟聚集,之后向江蘇巡撫告狀抗議,其中便有金圣嘆一個。金圣嘆原本以為只是抗議告狀,頂多就是斥責(zé)驅(qū)散一類的小懲,哪里想到滿清朝廷欲殺雞儆猴、威懾江南,直接把這事辦成了大案。金圣嘆等七人被嚴刑拷打,之后以叛逆罪判以斬首。
大漢奸褚民誼啊,被槍斃還來了個“白鶴亮翅”,不是一般的皮。
褚民誼,汪精衛(wèi)的連襟,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就跟著汪精衛(wèi)混,汪偽政權(quán)的大管家,妥妥的漢奸。
日本投降后,褚民誼被捕,先是關(guān)進了看守所里。他十分喜歡太極拳,所以就常常在里面打太極。后來,還帶動其他關(guān)押的人一起打,場面一度很壯觀。
和別的漢奸不一樣,褚民誼求生欲很強,不斷地用裝瘋賣傻、插科打諢的方式,妄圖給自己減輕罪責(zé)。審理他的時候,大廳里不時傳來對他的唾罵聲。當時檢察官按照慣例問他:“聽清楚剛才的問題沒有?”褚民誼回到:“我是浙江人,你一口蘇北話,我可聽不明白!”當時搞得哄堂大笑。
(褚民誼在法庭上)
褚民誼心里很清楚,要是按照起訴書所說,自己是必死無疑。所以,他想盡一切辦法狡辯。
原來褚民誼為了給自己找一條后路,在抗戰(zhàn)勝利前夕,利用自己“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主任”的身份,趁亂把存放于靈櫬前的孫中山的肝臟偷偷取走,保存在了南京的一個親戚家。
蔣介石聽說這件事之后,極為震怒,立刻吩咐軍統(tǒng)局去辦理這件事情。當時毛人鳳指派沈醉親自跑到南京,把孫中山的肝臟標本取了回來。
后來最高法院和蔣介石,雖然都想給褚民誼減輕刑罰,免了死刑。但是立刻輿論嘩然,國民黨元老和普通市民都指責(zé)褚民誼,搞得蔣介石也非常難堪,不再愿意給褚民誼減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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